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出现了一批与众不同的“将军大使”。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他们从战场转移到大使馆，从将军转换成外交大使，谱写了新中国别具一格的外交历史。

陈毅元帅担任外交部长期间，在国际上留下了无数硬核、霸气的外交宣言，多次因展现中国骨气而登上外国的新闻报刊，他不好惹的外交作风也多次得到毛主席的赞扬。

但陈毅并不是新中国首个“把戎装换西装”的外交官，早在1950年1月，毛主席已经从解放军中选拔了12位将军，担任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大使，华野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耿飚，成为第一个出使西方国家的中国大使。

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是耿飚外交生涯中的最后一站，他以自己一向的耿直与真实向中央反映了阿尔巴尼亚接受中国援助的实际情况，也改变了中阿之间的外交关系，被毛主席连声赞叹“好大使”。

1909年出生的耿飚，和党内很多老一辈革命家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他出身贫苦，7岁逃荒离开家乡，13岁做童工养活家人，受尽资本家的压榨。后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看到了一条挽救穷苦百姓、拯救黑暗旧中国的新道路。

1926年参加武装革命后，耿飚从红1军团的队长做到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积攒了大量革命经验，也是饱经革命历练的红军战士。

抗战期间，耿飚担任129师386旅参谋长，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工作，后来又成为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曾指挥过著名的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长期的参谋长生涯，培养了耿飚在军事上掌控全局又能推行具体政策、以小见大的眼力。1946年国共进行军调期间，耿飚在北平同敌人特务斗智斗勇，又表现出了一个外交家所具有的临场应变、谈论斡旋的能力。

1950年1月，身为杨罗耿兵团参谋长的耿飚突然接到中央调令，要让他担任新中国的第一批驻外大使，和仇视新中国的西方国家打交道。对于组织交予的任务，耿飚从来不会因艰巨等原因而推辞。但是从武将转为文官，而且要和外国人打交道，让耿飚对这份调令十分不解。

和耿彪一样被从部队中抽出来担任驻外大使的还有谭希林、袁仲贤等11个人，都怀着和耿飚一样的疑惑与为难。毛主席亲自在中南海和他们进行谈话，给他们讲了汉朝的班超和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打消他们对自己不懂外语的顾虑。

1950年7月，耿飚第一次乘坐国际列车，带着家人和工作人员，正式踏上了前往瑞典建设中国大使馆旅程，开启了新中国将军大使外交的新篇章。作为第一个打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耿飚面对着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看不起新中国的困境。

他努力地同瑞典及附近的丹麦和芬兰进行周旋，重新塑造新中国在西方眼中的形象，并多次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交谈，为新中国争取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从不懂得最基础的递交国书等工作，到赢得瑞典、芬兰和丹麦三个国家外交部的集体赞誉，耿飚在外交官的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一直被驻办国家的高级政务人员认可和称赞。耿飚在外交方面充分发挥了自己擅长的理论和政策手段，一边根据形势宣传我国的成就和影响，一边同各个西方国家积极展开外贸合作。

他先后担任了瑞典、芬兰、丹麦和巴基斯坦、缅甸及阿尔巴尼亚的中国驻外大使，增进了各国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得到巴基斯坦和缅甸两国领导人的表彰。只有阿尔巴尼亚是个例外。

阿尔巴尼亚是耿飚外交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中国外交历史上最奇葩的一个国家。在中国之前，阿尔巴尼亚最交好的国家是苏联，却完美诠释了一个“软饭硬吃”的形象。阿尔巴尼亚位于亚欧大陆交界处的巴尔干半岛上，地理位置无比重要，也是美苏争霸中的关键地区。

阿尔巴尼亚曾经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新中国一样一边倒地与苏联交好，苏联投桃报李，为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硬生生地把这个欧洲地区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带成了小康社会。

1953年，苏联领导人更换，阿尔巴尼亚和苏联关系破裂，所有的援助被取消，专家也被撤走，使其再次落入曾经贫穷落后的境地。直到中苏关系恶化，阿尔巴尼亚开始在国际事务上公开声援中国，两国很快缔结友好关系。

阿尔巴尼亚自觉找到了新的靠山，如同对待苏联一样向中国索要物资和援助。同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新中国在自身吃不饱的情况下对阿尔巴尼亚有求必应。1961年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也不过几十元，却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2.5亿元的资金援助和几十万吨粮食。

接下来的28年中，中国总共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75次资金援助，金额超过100个亿。当时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只有两百多万，相当于每人都能从中国拿到近5000元的补助。

他们把中国当做取款机，领导人霍查毫不掩饰地直言：“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部长会议主席谢胡更大言不惭，对我国副主席李先念表示，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当李先念问起阿尔巴尼亚何时偿还中国的东西时，谢胡却说他们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1969年，耿飚先后完成在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外交联络，被毛主席安排到阿尔巴尼亚担任驻外大使。

耿飚临行之前，毛主席告诉他，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维持好中阿两国长期友好关系十分重要。然而耿飚到了阿尔巴尼亚后，却发现这个远在中国万里之外的欧洲小国，空有社会主义的名号，国内风气与国家政策完全与社会主义不沾边。

60年代本是中阿交往的蜜月期，中国的大街小巷都陈列着来自阿尔巴尼亚的产品，电影院里放着阿尔巴尼亚电影，街头小店有阿尔巴尼亚的画报和香烟，人们穿着阿尔巴尼亚生产出来的衣服。

在军事实力决定国家地位的当年，中国提供武器图纸，把生产的歼-7战斗机送给阿尔巴尼亚一半。但在阿尔巴尼亚国内，耿飚完全没有看到阿尔巴尼亚人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感恩之心，反而将其当做泥土践踏。

中国援助了大量的水泥帮助阿尔巴尼亚修建公路等基础设施，然而他们拿来修筑了70多万座观赏用的碉堡；中国人民砸锅卖铁生产出来的优质钢管，被阿尔巴尼亚拿来修建电线杆。

大批大批的机器、化肥和粮食等物资被扔在阿尔巴尼亚的野外，阿尔巴尼亚人甚至宣称这些东西坏了没关系，可以再找中国要。担任驻外大使多年，耿飚已经不再是当年部队中那个脾气火爆的参谋长，阿尔巴尼亚一行，却让耿飚久违地感到了空前的愤怒与心痛。

他发扬了自己一贯的真诚与耿直，直接给外交部长乔冠华写了一封信，汇报自己在阿尔巴尼亚的所见所闻，并提议改变对阿的战略援助和外交政策，削减援助，国内对阿的宣传和态度也要根据实际情况重新考虑。

1969年是我国的特殊时期，阿尔巴尼亚还是国内大力宣传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耿飚对国家外交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的举动不可谓不大胆。乔冠华被耿飚的大胆和耿直震惊，又发自内心地钦佩他的胆气，如实地把情况汇报给了中央。毛主席看到耿飚的信件，十分欣赏地表示：“耿飚敢说真话，反应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随后国家便调整了对阿的援助政策和外交方针，直到70年代中美建交，阿尔巴尼亚再次选择抨击中国，两国的关系也渐渐冷淡。作为促进中阿关系做出改变的外交官，耿飚在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年摔断了腿，于1970年回到国内休养，从此结束了驻外生涯。

1971年1月起，耿飚担任外联部部长，在国内负责国家的对外交往工作，后来成为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也逐渐向民航、旅游和军工部门的工作转移。1981年，耿飚又从外交转回军队，成为新中国唯一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为国家新时代的解放军建设工作做出了很多贡献。

从军人突然变成外交官，耿飚努力发挥共产党人的优秀素质，宣传新中国，打开我国的外交局面。又从外交工作转回国防工作，耿飚仍然能够持续输出，为国家的发展和强大建言献策。除了外交故事，耿飚最有名的故事叫做“耿飙之问”。

耿飚晚年退休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大事，利用更多的闲暇时间思考有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改善措施，经常给中央和军委写信，及时提供自己新的想法。此外，他还经常到农村和曾经的战斗之地进行考察，坚守共产党员“贴近群众”的方针。1991年，他到曾经参加过战斗的甘肃庆阳县追忆曾经，突然被许多群众拦住“告状”，反映一些县乡干部的错误行为。

此时的耿飚身上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也不好直接对县乡干部提出批评和处理。直到离开庆阳县的那一天，耿飚才对送行的庆阳县干部们讲了一个故事。

1941年，385旅驻防庆阳，一个战士因损害群众利益而被判决枪毙。当地百姓知道后纷纷赶来求情，甚至连受害者的家属都跪在地上哀求旅部放过那名战士。无论耿飚怎么强调八路军的纪律，百姓们都不肯站起身来，哭着哀求。

最终耿飚和旅部的干部们流着泪答应了群众的请求，也让那名犯错的战士受到了极大震撼和鼓舞。随后耿飚话题一转，问起面前的这些领导干部，如果你们有一天犯了错，会不会有百姓帮你们求情？

耿飚这一问，让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曾经的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深受百姓拥护和爱戴，群众明事理，知道我们的军队是真心为人民群众争取权益的军队，所以他们发自内心地欢迎和尊敬，不愿意去追究侵犯群众利益的那名战士。

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这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坚持，是毛主席为新中国奠定的良好基础。耿飚身上始终保持着身为党员的基本素养，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为民服务、为国做事的自觉。